作為第三次在中國娛樂圈創業的韓國人，李泰珩在中國已經摸爬滾打24年。他不僅見證了韓國流行文化工業在亞洲範圍內的崛起，也經歷了中國娛樂產業從草莽到逐步規範的過程。

採訪、文 | 蒲草、常芳菲

這是關於娛樂時代大變遷的親身經歷，也是一個韓國男人在異鄉的奮鬥故事。

作為第三次在中國娛樂圈創業的商人，李泰珩已經在中國摸爬滾打了24年。在這些年裡，他不僅見證了韓國流行文化工業在亞洲範圍內的崛起，也經歷了中國娛樂產業從草莽到逐步規範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李泰珩的作用和價值在於“先發優勢”——作為兩國建交后第一批來華的韓國人，他成為中韓兩個娛樂消費市場之間最早的溝通者，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工業體系之間最初的對接者。

在韓流最初興起的年代，李泰珩在中國意識到韓國強大的流行文化對於中國年輕人的吸引力，決定將自己的事業重心置於娛樂行業。他曾經嘗試引進《藍色生死戀》版權、啟用中韓合拍劇的創作模式，並用一部《愛在離別時》試驗了韓流入華的可能性。

兩個國家之間社會文化和工業流程的不同狀態，以及對於海外合作的戒備心，讓李泰珩的創業過程並不輕鬆。在2010年前後，韓國娛樂產業和金融界試圖較為有組織的進入中國市場，卻並未成功，李泰珩為此甚至身負極其繁重的債務，一度心灰意冷地回到韓國。

但是，從2013年開始，中國市場對文化娛樂內容的極度渴求最終爆發。韓綜模式和韓劇版權的價格快速地水漲船高，中國資本湧入韓國布局，韓國人才和團隊紛紛來到中國工作。

特別是總點擊量超過26億的熱播劇《太陽的後裔》，標志著韓劇不論從產品內容、製作流程上都已開啟了全新模式。這意味着更多的韓劇將用中方的投資實行整體拍攝，兩個市場同步播出，商業利益從中國市場回收。這種“內容換市場”的模式是目前中韓兩國娛樂業內部的共識。

根據《劇情指南》、《綜藝》等媒體報道，作為韓國四大全國無線電視及電台網絡中唯二的私營業者，SBS或將採取更為靈活地對華合作策略。“如果有人把中國電視劇放到韓國主流媒體黃金時段播放且得到了空前效果的話，那韓國人就會瘋狂的參与到中國影視劇的製作當中。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韓國很多年輕人的收視習慣是在發生變化的，《琅琊榜》就受到了很多年輕觀眾的喜愛。我回到SBS電視台後，會着力研究一下怎麼樣能把中國優秀的電視劇引進到韓國且被韓國的觀眾所接受。”韓國SBS電視台電視劇本部長具本劤在4月的論壇上曾公開表示。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兩國都有着人脈和經驗的李泰珩受到鼓舞，認為自己“迎來了職業生涯最好的時刻”。根據他的介紹，自己現在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北京工作。當《三聲》記者兩次採訪他的時候，他都在和中國合作夥伴反反覆復地修改劇本。他明白韓國工業的優勢，並試圖堅守——“內容是最重要的，我最看重的還是編劇。”

在《三聲》的專訪中，這位憨態可掬的韓國歐巴，和我們說起過去24年的創業初衷、經歷困難和未來期待。

“下海創業，你要不要一起來”

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電影比韓國電影厲害，張藝謀和陳凱歌在韓國也很有名。韓國雜誌《電影Journal》剛剛開始出版，總編是我在大學時候的哥哥，就對我說，“你在中國留學，能不能幫忙我們雜誌社充當一下中國的臨時記者，每星期採訪一些電影圈的人，雜誌社會付給你相應的報酬，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呀？！”

我那個時候學習也不是很忙，語言課在上午就結束了，中午到下午都是自由時間的。我覺得，能去採訪電影圈的明星，同時又有報酬拿，是件非常好的事，就答應了。我天天去北京電影學院，採訪製作班底，包括導演和攝像師之類的。我就找電影學院的學生幫忙安排採訪，但學生聯繫採訪的實力很差，所以能採訪的人我就採訪，比如中國票房評論和最新電影上映什麼的我都寫。

那時候沒有Email，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好，然後一頁一頁地傳真到韓國去。雜誌社也如約在下星期就把錢給我打過來，我的工資是每個星期200美金。在90年代的中國，那麼多錢是花不了的，我就天天和電影學院學生在一起玩，請他們喝酒，特別快樂。

我在北京學習了一年多的語言，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是一家韓國公司的上海分公司，那個時候是做海運生意。1993年的時候，韓國人在中國找工作很好找的，因為沒有韓國人在大陸有經驗，我是第一批。生意很好做，1997年的韓國金融危機對我都沒有什麼影響，我也沒有感覺到。

大概1997年吧，我在上海有好多中國朋友，和他們聊天中我感受到中國有了韓流。那個時候H.O.T和安在旭在韓國開始紅起來，當時韓國人沒人相信中國人和日本人會看韓劇，有媒體報道在中國和東南亞有人看韓劇，韓國人還覺得只有小部分人看，覺得媒體太誇張了。

1998年的時候，我在電影學院的兩個朋友看到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很紅，覺得這是一次很不錯的機會。我們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聯繫了，幾年沒有見面，不知道我在上海，他們特意為了找我還去了一次韓國。他們只知道我是中央大學畢業，就去學校旁邊的派出所找我的聯繫方式，警察用電話聯繫了我爸爸。我爸爸不會說中文，他們兩個也不會說韓語，就用簡單英文告訴他們我在上海，把我中國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

就這樣我們又取得了聯繫。見面談的時候，他們提出來，“最近在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很紅，對你來說是很大的機會。我們要下海創業，你要不要一起來？”

我決定和他們一起創業，我出錢投資，他們是副總。當時也沒想過會做不成，覺得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那個時候除了在韓國公司工作，還在上海開了兩家美容院和韓國餐廳，都很好很賺錢，有些積蓄，收入挺不錯的。

但進了娛樂行業以後，就把這些年的積蓄陸陸續續都花掉了。

“愛情故事就變成了公安題材”

1999年是我第一次創業，在北京成立了蒙太奇公司。當時公司準備拍攝兩部電視劇，製作一檔娛樂節目，還準備引進《藍色生死戀》。

《藍色生死戀》在韓國已經很紅了，我的中國員工都是一邊看一邊哭一邊翻譯，我和幾个中國電視台接觸之後，他們的反應也很好，所以我對《藍色生死戀》心裏有數。KBS給我報的價格是全亞洲版權5000美金一集，但是當時韓劇一般的價格是2000美金，我想壓一下價格，報了4000美金，KBS說不行，我說4500美金，KBS說必須5000美金。我當時就沒答應，一個星期之後這部劇就賣給了台灣八大電視台，然後在全亞洲火了。

我當時沒有眼光沒有經驗，就這麼錯過了，如果那時候我能引進《藍色生死戀》一定能賺不少錢。公司自己想拍的電視劇因為廣電總局的批文沒下來，不能拍了。其中一個是懸疑愛情故事，故事的懸疑點在於，劇中的女生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當時要求誰殺人要做處理，最終如何坐牢的也要交代清楚。改了幾稿之後，愛情故事就變成了公安題材。

最早的那個綜藝也沒有拍成。當時綜藝節目都是要靠軟廣告植入才能盈利，我就和三星談了一年。對方覺得可以，但要拍一集的樣片送審，提出修改意見，我們再去修改，然後再拍，再送審，最後贊助拖着就沒談成，所以那個綜藝節目也沒辦法做。

兩年之後，2001年，北京蒙太奇就倒閉了。我又回去上海，再去打工，還借了一些錢。2003年，我成立了上海藝珩公司，這也是第二次在娛樂圈創業。

2004和2005年拍戲還是挺賺錢的。當時我在上海有一個做房地產的朋友，他也有一個小小的影視公司。我們合作拍了幾部戲的時候，他對我說他的一部戲里想找韓國藝人來當男主角。我就找來了車仁表演《四大名捕》。第二部戲是《101次求婚》，當時崔智友在日本蠻火的，我的公司在這部戲里也投了錢，佔20%的股份。這部戲是從富士電視台買的版權，翻拍了中國版本的。

2005年，我第一次獨立全額投資了電視劇《愛在離別時》。《愛在離別時》第一次用了韓國編劇，是金伊英來寫的。她現在主要是寫歷史劇，在韓國很有名，當時她還是年輕編劇。那部戲還是請車仁表來演，之前已經和他合作過《四大名捕》，知道彼此很靠譜，我們關係很好，他拍戲時候就住在我家裡。

《愛在離別時》在中國賣的很火，幫我賺了不少錢。韓國媒體知道以後就很感興趣，來採訪我說你怎麼找韓國明星在中國拍戲的。其實那時候韓國並不重視中國市場，甚至有一點看不起。只有我一個人在做中韓合拍劇，《愛在離別時》讓他們覺得這個模式很特別，NBC也想一起開發中國市場。

韓國的現代證券找到我說要不要做一個融資，以這樣的模式批量生產電視劇。我覺得挺好的，就拿了180億韓幣，當時摺合人民幣是1個多億。我拿着這個資金一共拍攝了六部電視劇，包括《老伴兒》、《純白之戀》、《我要活下去》、《一半天堂》四部中國電視劇和兩部韓劇。四部中國電視劇都是有韓國演員參与，有的是購買韓劇版權翻拍的中國版本。

2005年我拿了現代證券的錢，2006到2008年在拍這些戲，《老伴兒》劇本花了很多時間，最後火了，其他幾部戲虧了很大，兩部韓劇也很一般，整體就都虧了。那段時間中國市場變化很大，原來是電視劇和韓劇在中國主要是靠地面頻道收入，衛視都是免費送的。但是那個時候變成了衛視很重要，特別是湖南衛視的崛起。可是我沒有跟上變化，主要還是發的地面台，六部電視劇只發了4-5個小的地面電視台。

在中國拍一部戲周期很慢，而且電視台的回款是很慢的，金融行業的錢在2年內要還，我心裏特別著急，因為錢要趕緊收回來的。當時我都沒有準備好，我就想着能夠趕緊拍。按理說劇本是最關鍵的，但那個時候只能靠明星的名氣了。當時《純白之戀》就選了香港的余文樂，劇本沒成熟的情況下沒辦法，只能拍了，損失了不少。

北京幾個哥們找我合作《藍色生死戀》翻拍大陸版本怎麼樣，我覺得挺好，然後把版權買過來，準備拍《一不小心愛上你》。我找了當時很紅的朴有天，和某一線電視台旗下的影業準備一起合作。談來談去，方案最後變成韓國演員和導演他們都不想用了。但是按照韓國的規矩，我已經和編劇、導演、演員都簽了約，要他們把檔期留好。

中國合作方這邊還是一直在拖，又開始改劇本，那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朴有天為了這個戲連東京演唱會都取消掉了。在拍攝時間拖了三次之後，朴有天就沒辦法了，最後所有簽約的訂金都廢掉。

這算是韓國娛樂產業有組織地在中國市場進行試探，但是遭遇了失敗。影視行業都是看人的，說話算數很關鍵，如果故意找麻煩拖時間，確實會受不了。在發現虧損之後，韓國電視台和金融界就對中國市場有點失去興趣。

“如果中方的錢準備好的話”

第二次創業失敗以後我挺難過的，那時候很累，回到了韓國，以後都不想拍戲了。

那幾年主要處理和現代證券的債務問題。作為董事長，我必須要個人向金融機構提供擔保，不太像投資，更像是個人貸款。如果虧了，我負有連帶責任。我當時一共損失了48個億韓幣，最後只好向法院申請破產，再進行個人免責。走完整個過程需要兩年。一年半之後宣布破產，恢復個人信用，半年之後再完成免責，我才能再出來做事。

當時我覺得很丟臉，同行私底下都會說，他破產了，他沒錢了。我沒有辦法，只能堅持，一步步走。三年前，我又開始代理編劇和演員的經紀，朋友都很幫助我，安慰我，有一些大陸的朋友會聯繫我想繼續試着買版權。韓國的朋友和我說，“韓國只有你一個人在中國最厲害，有很多朋友的，你幫我打開中國市場。”

我什麼都沒有的那段時間，不能投錢，也不能開什麼公司。而代理經紀和找劇本是沒有成本的，也不需要什麼錢。我幫他們開發劇本，再去找編劇，最後從中間拿相應的分成，對我來說很安全，我可以憑藉自己的經驗做成。

雙方看法改變是我再次做起來的基礎。兩三年前韓國人對中國市場的看法開始改變。中國市場對於韓國內容的需求也更多了，以前是那種將信將疑、猶猶豫豫的，現在確實是比較認韓國影視界專家的。

以前韓國影視主流人員不看重中國市場，一線明星也不會選擇來中國發展，找演員和編劇很難，只有價格提到1.5-2倍的時候，他們才願意來。在韓日關係不錯的年代，韓劇成本的三到五成是從日本市場回收的，中國市場並不是最重要的。後來韓日關係很不好，日本政府對韓國內容引進有了嚴格管控。

2014年，《來自星星的你》紅了，韓國對於中國市場的態度就完全轉變了。沒有中方的投資，很多韓國經紀公司和製作公司無法生存。現在二線頭一線尾的明星也主動要來中國。

但是，我還是最看重編劇，我是了解廣電規定的，但韓國產業內部的人不懂，也不理解中國市場的需求，而且中國的編劇能力這幾年還是不行。在韓國，有寫文章能力的人100%都先嘗試做電視編劇。這幾年中國朋友都在說IP，其實就是知識產權，因為韓國都是原創，超過90%的內容都是創新，所以IP不是很重要。中國總是說IP，可能因為缺乏原創內容，IP容易宣傳、電視台容易談判、容易找錢，粉絲願意買單。

雖然我一直拍中韓合作的方向，以後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小。最完整的結構是《太陽的後裔》這種模式，用中國的錢拍整體的韓劇，中國的網站和韓國同時播出，收回成本和盈利。這樣的話，韓國電視台歡迎中國資本的進入，又能提升電視劇的質量，在收益方面也有保障。

以前韓劇開播之前要先拍完4集的體量，播出的時候同時寫和拍。如果某一個演員的演技不錯，後面增加他的戲份，某些場景和劇情的收視率非常高，未來可以擴大這個內容。但是對於整個電視劇製作來說，還是提前拍好更好。韓劇出現過一頁紙劇本，編劇寫完一頁就發過去拍，寫完再傳到片場，質量會很差。沒有所謂流程改變導致質量下降，如果中方的錢準備好的話，整體拍攝的模式顯然是更好的。

在《太陽的後裔》裏面，中國人賺的比韓國人多很多，有的韓國人心理上會不平衡。在韓國，編劇有知識產權，劇本賣到什麼國家、重播、翻拍版權、網絡下載都要再分給他錢，所以一般韓國的編劇寫了一部戲火了，後續固定收入也不少。但是中國不認這個規矩，中國合作夥伴還是誰投錢，版權就歸誰。有編劇和我說，“可不可以知識產權保留給我哪怕給我1%-2%都可以。”

中國市場改變了韓國娛樂行業的權力體系，比如很多綜藝PD一火就跑中國市場工作。從商業道德來看，這樣做肯定不對，但從市場規律的角度上看，這也算正常，他們也是為了賺錢。有這麼大的市場，就會不在乎小市場，將來百分百還是會發生這樣的事。韓國必須要改變，擋不住他們來中國，就只能調整合約內容。

大的潮流是不會變的，小市場最終都會被大市場吃掉。這是很正常的規律。就像英國流行文化最終都歸到美國一樣，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的問題是，未來10-20年韓國還能有內容的優勢，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優勢保持到更長的時間？

對我來說，現在是最好的時代。我準備下半年在北京開一個新公司，從蒙太奇到藝珩，這算是我第三次創業了。以外籍身份創業，現在也並沒有比以前更方便，外匯和投資管控還是很嚴格，但這都是太大層面的事情。

這麼多年，事業失敗的時候，也想過再也不來中國了，但回到北京，見到老朋友，又能一起喝酒，一起做事情，我又會很開心。